让金融发挥现代经济核心作用，需要三个“势在必行”—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升级换代，金融体系多样化的综合改革，构建可持续的政策性融资机制

　　现实生活里，我们正面对着一个很严峻的挑战：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们引以为豪的长三角经济“增长极”已出现过温州实体经济层面的资金链断裂的实质性危机。虽然在各层面人士的共同努力下，危机得以较快平息，但实际上其余波仍存，最近又有些“风声吃紧”的迹象。

　　金融是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仍在继续发展和创新的一个前沿领域，它像是整个经济生活的血液循环系统或心血管系统，渗透进所有的经济活动和市场交易，并以信用助推和放大。称它为“核心”，就在于其带有对全局的支撑功能，对发展、成长的放大式的支持功能。与此同时，如果处理不好这个“核心”，它可能会脱离整个服务对象，“核心”就变成了“空心”。

　　怎样使金融发挥现代经济核心作用，进而助益于发展和全局，我就此指出三个“势在必行”。

　　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升级换代势在必行

　　金融归根到底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中国现在不可回避的金融问题，概括地说，是在总体杠杆率仍低的情况下，却已明显地存在经济与金融联结中的较大风险和融资失位。

　　既然金融是核心，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那实体经济迫切需要什么呢？

　　比如温州，在充满争议中发展到上个世纪末，已经赢得近乎一片赞扬声，原来对温州的指责、批评，基本平息下去了，外界已普遍对温州的发展状况欢欣鼓舞。一度热闹的所谓“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之争，事实上因更看重温州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适应性而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但是，几年之后，温州却出现了所谓“产业空心化”的问题，地区实体经济迫切需要升级换代。按照“主体功能区”的概念，温州、浙江和长三角应该是优化开发区，就是在实体经济这个层面能够有效地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实现升级换代的区域，但事实是，温州没有做到。温州和其他类似的“增长极”区域之所以有负众望，背后的问题之一就是金融并没有能够提供有效的支撑。

　　在实体经济层面所积累矛盾的爆发，导致2011年下半年温州辖区内几十家企业（许多是当地排名靠前的大企业）资金链断裂，出现企业家“跑路”的现象，因为这些老板不仅担心政府问责，还担心债主和其他方面采取非常手段，威胁到自身人身安全。之所以酿成这个局面，首先是实体经济碰到了阻碍其继续上升的“天花板”—既有技术的天花板，又有制度的天花板。这两块“天花板”制约着升级换代，积累了大量难以解决的问题，在金融危机外来压力之下，终于到了一个临界点，较全面地在温州爆发了。

　　所以，考虑金融问题，首先要跳出金融看现实生活的需要，我们必须明确地表述—“以金融切实有效地支持中国实体经济升级换代”这一点势在必行。

　　金融体系多样化的综合改革势在必行

　　温州实施金融综合改革试点非常必要、重要，这个改革可以说是逼出来的、不得不推进的改革。现在，各方面对它抱有种种期待，归结为一点，就是要乘势形成多样化的金融生态，从而让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乃至整个金融市场出现多样化的金融产品和融资工具，让它们相互间达到“无缝连接”的状态，以回应各种市场主体的融资需要。

　　为什么过去的金融支持严重失位呢？温州危机后，我参加过一个现场会，当地人民银行的领导非常自豪地说，相关评价体系的结果显示，温州的金融生态连续七年都名列全国第一。这个说法非常有讽刺性：金融既然是支持经济发展的，在温州资金链断裂后，承担调节管理之责的领导本应好好查找原因，但他却仍无愧疚地大谈温州金融生态指标连续七年全国第一！那么，他所津津乐道的指标是什么呢？是在人民银行系统的考核中没出多少账面上的损失，等等。但是，整个温州经济的实际运行情况已经跟这些指标没多少关系了，在很多情况下，近乎于由高利贷主导当地的融资状况了。虽然高利贷的存在已经由来已久，但它的负面作用不可否认，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民间金融集聚了大量的风险，并在温州实实在在地爆发出来了。

　　温州企业的创立与发展，以前得不到来自正规金融机构的支持，早早就以草莽形式产生了抬会、摇会、地下钱庄等，某种意义上，这种非正规金融对发展还是有益的，所以，管理部门没有简单地把它们全部“掐死”。所以，在正规金融力量很有限、左右不了温州发展大局的情势下，逐步演变成当地企业几乎依靠高利贷解决融资问题。当金融危机这个外部冲击到来后，在温州实体经济融资压力可承受度的临界点上，资金链断裂了，原来的运行机制不能循环了，矛盾就充分暴露了。这是一记颇有力度的警钟，它表明温州金融业态很不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我们必须寻找替代它的新业态，这必然要通过改革形成能提供有效供给的其他金融形式，促使经济与金融的良性互动一步一步发展起来。比如小额贷款、政策性融资，这些可以适应不同层面（包括草根层面）、不同规模（包括小微企业）和不同经济活动（包括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农村建设等）的多样化金融产品的供给，应该能够大体上无缝地、全覆盖地使各种各样的实体经济活动都能得到融资。特别是对企业的创新活动和升级换代的市场资源配置，应由常规金融与政策金融提供的“低利贷”和由小额贷款公司等提供的“中利贷”主导，把副作用甚大的高利贷边缘化，乃至把它挤出去！这才是金融发展、金融改革应该具备的境界。

　　第二个势在必行就是指金融综合改革应当使不同产业、不同层级、不同身份的市场主体都有可能得到融资支持，特别是要以多样化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与创新。

　　构建可持续的政策性融资机制势在必行

　　政策性金融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在我国进行过探讨，当时已从机构设置方面作了安排，但在后来的发展探索中，路径却越来越模糊了。

　　近年，管理部门和金融研究者大多有意无意地回避“政策性融资”这一概念。我个人始终认为，这个问题是无可回避的，应该把这样一种特定机制构建的问题提升到中国如何实现后来居上的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历史大背景下。

　　我们当然不是要以政策性金融体系替代商业性金融体系，但它在商业性金融体系发展当中，要与之相互呼应而不可回避，应把政策性金融体系一并考虑进制度建设。

　　尽管支持中小微企业、支持“三农”、支持企业创新等说法呼喊了很多年，但有多少以商业化定位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具有可持续的、真正内生的支持动机与行为？答案很简单，没有，不可能有！有的可以一次性地支持，可以政治表态式地支持，但就是没有内生持续的力量。从机理上说，如果提供真正的支持，必须矫治“市场失灵”，形成以财政支出作为后盾，实施“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信贷式放大”的一整套机制和制度安排，这是多样化金融体系的构建里要解决的实质问题之一。

　　但是，构建这个机制的难度非常明显，有两个要点必须坚持：一是要总结过去的成败得失，在机制上要坚持风险共担。如果财政介入后，各方就都把风险一股脑儿推给财政，那么这个机制马上就带来“道德风险”，也就是说，马上就带来了不可持续的问题。二是支持有政策性融资需求的小微企业和创新企业不可能“有求必应”，如何挑选支持对象？这就要求必须形成能够经得住考评的、规范的、有透明度的支持对象的遴选机制，它应当是一种有专家参与、集体决策的机制。虽然在这种机制下，不能保证百分百都正确、成功，但选择的整个程序必须经得住严格的“审计式考评”，必须适应公共财政的公众参与和问责制的发展。贴息、信用担保，以及其他方式是政策性融资的支持手段，其可持续性首先要求遴选程序是公正的。所有的这些支持都可能产生失败案例，要靠专业化和公正性把失败率控制在可承受的低水平状态，这就客观地要求有规范化的、具备能够经得起公共裁量的遴选与考评机制。

　　所以，政策性融资机制的打造势在必行，关键是上述两种可以抑止“设租、寻租”的机制，必须一并打造好。在温州等地的金改试点中，有效地把政策性融资机制纳入金融多样化体系，形成相关制度建设，已时不我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