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3年起我们已经步入了“十二五”规划的第三年了，这一年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之年，面对中国金融业未来发展的新格局，我们通过以下几方面加以介绍，对金融改革与金融政策的未来走势进行展望，并期待中国金融业在未来的几年中能够更加合理的发展，与全球经济互利共赢、和谐共生。
一、国家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
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列入了七个任务：完善金融调控，构建现代金融组织体系，建设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深化改革、完善金融运行机制，扩大对外开放、互利共赢，强化监管、维护金融稳定，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优化金融发展环境。
二、实体经济领域的未来变化
实体经济领域的未来变化，决定了哪些改革和发展措施是应当做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因此检验金融改革与发展的绩效，即改革成效，要看是否有助于实体经济平衡较快发展，也就是说实体经济发展是检验金融改革好坏的唯一标准。在这样的基本理念指导下，未来5~10年，实体经济方面大致有五个方面问题，这些问题会影响到金融发展，它们分别是中国经济减速、人口结构发生趋势性转折、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全球经济危机长期化、第三次工业革命。
三、中国经济减速的剖析
以上列举的实体经济发展的五个方面问题比较突出，而首当其冲的就是中国经济减速。之所以说减速是因为之前有非常高的速度，在危机爆发前的20年里，世界出现了从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资本主义世界就发展来说，危机之前的20年是最好的时期。全世界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新兴经济体均增长态势良好。特别是东亚国家出现跳跃性增长，拉美国家也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经济快速增长，非洲各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也开始缩小(这在非洲国家独立以来从未发生过)。
亚洲经济体的发展，经济史学家们认为这是可以和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相提并论的最重要的发展。促成这个发展的基本原因是：在全球化逐步深入的背景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只要制定了合适的政策框架，就有可能比发达经济体有着更快的增长潜力。因为，他们不必自己去开发而是从国外引进技术。他们可以轻易通过将农业中未充分就业的劳动力转移到以出口为导向的、使用进口技术的制造业，来全面提高生产率。
但是这次危机或许可以说标志着全球经济增长奇迹的结束。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首先是发达经济体全体进一步减速并陷入债务危机的泥沼，继之，新兴经济体开始减速。“金砖国家”去年以来的经济表现也不佳，被世界寄予厚望的中国也减速了。这种减速是结构性减速，是一系列结构性因素导致的，这些因素中最主要的有四点：一是未充分就业劳动力已经耗尽，导致工资成本上升。二是制造业的就业达到峰值，经济增长开始依靠服务业，但是因为服务业没有和制造业的发展、演化和科技革命结合在一起，所以导致服务业效率低，转向服务业就意味着整体效率下降。三是过去我们对外依赖出口，对内依赖投资，投资留下大量资本存量，但投资效用是递减的，因为过去投资留下的资本存量需要维护和修复，否则它就不能起作用，而维护和修复的资金投入可能是不带来产出或只有很低的产出，因此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四是随着新兴经济体越来越接近科技前沿，他们必须从依赖技术进口转向自主创新，这一转变实非易事。
经济减速会带来一系列后果。第一个后果是国民储蓄率下降，这些年来储蓄率占GDP百分之五十多，所谓储蓄就是国民收入未消费部分，这一部分可以用来储蓄，储蓄可以用来投资，投资吸收不了可以出口。以前储蓄率高是个问题，现在看来储蓄率下降问题更大，因为储蓄率支撑了非通货膨胀型投资，如果说储蓄率下降还想投资，那就是通货膨胀型投资。国民收入未消费部分用来储蓄，储蓄可以拿来投资，在这范围内非通货膨胀，超过这个就是通货膨胀。这些年来因为有高储蓄率支撑，所以尽管有极高的投资率，通货膨胀事实上不太严重。
经济减速进一步的后果是自然利率上升，从而要求更有效率地利用储蓄，提高资本利用效率。与储蓄率下降相一致，银行存款(特别是企业存款)增长率将下降，这将抬高银行的资金成本，增大流动性风险。
第三个后果就是银行规模扩张的模式将至末路，整个金融业亦然，他们必须寻找内涵式发展的路径。金融体系的竞争因素将加剧，而且竞争不止是银行受到非银行的竞争，金融机构受到市场的竞争，更重要的是在创新不断深化的条件下，受到影子银行体系的竞争，即非金融机构做金融业务。举个例子，中国统计的银行体系的规模，2011年新增贷款7万多亿。而各种理财、信托、第三方支付、基金、PE，在他们框架内所筹集的资金，大概有9万亿，虽然它期限短，但是9万亿的规模无论如何不能忽视。
另外，由于经济减速，资本回报率下降，直接引致的结果就是人民币汇率产生贬值压力，这将引致延续多年的资本流动格局发生变化。
四、城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工业化和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但若考察工业化和城镇化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到，工业化迄今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城镇化只是由工业化“引致”的。工业化先导，是中国发展道路的优势。它避免了拉美地区及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城市过度膨胀的诸种弊端。
然而，就总体而言，中国的工业化已经进入中后期，而城镇化则方兴未艾。因此，工业化和城镇化并举，并逐步转向城镇化为主导，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在经济发达地区，城镇化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随着中国工业化的逐步完成，城镇化将逐步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因此，尽管随着制造业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迁移，中西部地区还在复制东部地区以工业化、主导动力的发展模式，并引致城镇化进程在这些地区大规模扩展，总体来看中国的城镇化模式必将发生深刻变化。目前，东部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城镇化引导整个经济发展的趋势。
流动人口的成分也在发生变化，被称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第一代农民工的子女们现在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已经占到全部流动人口的60%以上，人数超过1亿。新生代的流动人口已经不满足于流动和打工挣钱，而是越来越倾向于向其就业的城市移民。农民工从“候鸟性流动”转变为“移民”，不仅继续要求制造业有稳定的发展，而且会对城市服务业的发展、社会管理体系和公共服务提出新的巨大的需求。
满足居民消费需求的城镇消费型投资(住房、交通通讯、医疗保健、教育等)迅速增长，使国内消费需求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刺激整个服务业的发展，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并逐步改变中国经济倚重于制造业的产业结构。基础设施的改善和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汽车、新材料、新医药、生物育种、信息产业等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将提高中国的技术水平。居民教育水平的继续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持续改善，将有助于提高人力资本。城乡收入分配差距将因农村居民的减少而缩小，同时，通过城镇化在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扩展，地区间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将缩小。
城镇化对金融改革提出了要求。因为要城镇化，所以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还会持续，但是投资领域会发生重大变化，投资的商业性质发生变化，最主要的变化是兼有公共性和商业性的混合型产品投资将占主导地位。比如投资路、桥或者一个水系、垃圾处理和污染处理等，都不是纯商业性，因为这些项目有的要收费，有的要依靠捐助。因为项目性质发生变化，于是就需要大规模的长期资金，商业模式会变化。
与城镇化带来的问题相适应，金融业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予以配合。权益性资金供给必须加大规模，与此对应，债务性资金供给应相对减少，目标是降低全社会的杠杆率。资本市场和运筹长期资金的机构将面临发展新机遇，市政债券应当适时推出，政策性金融应以新的形式发挥重要作用，全面放开民营资本的准入。
五、积极应对第三次工业革命
全球危机的持续深化显示全球经济进入长期结构调整时期，调整实质是发动新的科技革命并用之改变我们的生产方式。中国作为新兴大国必须跟上，在一定程度上还必须引领这个调整过程，这于我们是性命攸关的事情。可以说调整是创造性的破坏，在这个调整过程中，产品过剩，物价相对平稳中的剧烈波动，结构性失业等问题严重，经济效率降低，预算赤字恶化，金融泡沫化是这个时期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所以金融改革和发展必须注意这些问题，其中关注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金融业要促进这种转型，哪一种金融结构最能够有利于这种转型发生呢?还有就是究竟是重点发展中介机构为主(间接融资)的金融体系，还是重点发展市场为主(直接融资)的金融体系?
间接融资即以中介为主的金融体系提供不了这种转型的支持。中介机构长于处理标准化信息，因而，在经济结构相对稳定，信息变动不剧烈的情况下，中介能获得规模收益递增的效益。它生产信息公开但不公开销售信息，它很难用来处理不确定创新和新的思想，难以支撑高新科技的大规模商品化和经济结构的剧烈波动。而市场可以做到，市场可以用来处理不确定性。市场在收集和加总多样化的信息方面存在优势，市场为主的优势就是能够让所有的投资者在市场中表达自己的看法，它允许每个人表达自己的意见。特别是一些独特的决策和对于新技术的评估必须做出时，市场显示出优越性，正是因为如此，金融改革规划硬性地提出了15%的指标。
中国正处于高新科技产业化并通过这一过程来从根本上改变产业结构的时代。第三次工业革命更向我们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我们需要大力发展市场为主的金融体系，并鼓励各类交易市场的发展。在“十二五”期间以及今后，我们会看到以市场为基础的各种金融活动、金融市场、金融工具、金融产品出现。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转移必须注意这个变化，作为中国经济的最发达地区，也一定能够完成转型任务，率先领导转型。